没有，仅仅是一句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，就结束了。
可张大千是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到的莫高窟，他没有文物保护意识，你难道要求一个清末的半文盲农民有文物保护意识？
难道就因为他是农民，一个小人物，你就把屎盆子给人家扣上吗？
至于那个王道士盗卖藏经洞内文物的问题，让我们看看后面他从发现藏经洞，到后来那些文献的遭遇我们就知道了。
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人当成一回事，竟然连外国人都不如，自己的宝贝不知道珍藏视如草芥，你还能责怪王道士吗？
我们再看看剩余的经书在清政府的遭遇吧，在运往北京的一路之上，再一次遭遇洗劫，沿途的官们，雁过拔毛，走一路丢一路，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更将那些文物视为己物，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物运回家中，把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，为了充数，又把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，充数交差。
这也是高鸿升刚回济南时，看到的那假经卷的由来。
对比这样的一个腐败政府，你要如何能恨下心来，怪罪一个同时期的假道士呐！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起来，我们的淳朴的王道士简直都可以称之为圣人了。
他可是没有隐藏那怕是一卷经卷，更是没有将变卖的经卷的收入据为己有，而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维护当中。
十多年前，任继愈老先生（当代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不久前刚去世）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“敦煌遗书”被盗事件：“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，清政府却漠然处之。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，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。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。”
这才是对于敦煌那些文献资料被盗事件，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最客观的评价。
站在王道士的弟子们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，看着那碑文上赫然写着的“功垂百世”四个大字，高鸿升深深的给这为“农民”鞠了一躬，感谢他对敦煌莫高窟的贡献。
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《美丽的敦煌》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，认为他“苦守莫高窟30多年，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。”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肯定，他当的起那四个大字“功垂百世”。
让我们不要受那些片面的文章的诱导，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在那篇文章中被唾骂的“敦煌石窟的罪人”、一个国家民族悲剧中“错步向前的小丑，”公正公平的来评价王圆这个假道士。
离开了王圆的墓塔，顺着人流进了莫高窟藏经阁，站在迎面的那块大石头刻着陈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！”的大字前，高鸿升紧紧的撰着拳头，心里发着狠，低声发誓道：“就让敦煌学从新开始吧。我会带回全部的藏经洞中的所有东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