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，权势达到极盛的人妖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，大开杀戒，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残暴地处死左光斗，杨涟，魏大中等东林“前六君子”，天启六年又穷凶极恶地杀害了高攀龙，黄尊素等东林“后七君子”。东林党人被杀的杀，贬的贬，在朝中几乎一扫而空。
魏大中的长子魏学洢，我们应该不陌生，他有篇散文《核舟记》，曾选入初中课本。惊闻父亲惨死的噩耗，魏学洢赶到京城护送棺木回归故里，他日夜号泣，不吃不喝，很快就病倒了。家里人给他端来煮好的米汤求他喝几口，他总是挥挥手让人快快拿走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京城的大牢里，谁半夜曾给父亲送过一杯水呀！”最后竟绝食而死。
正闲居故里的阮大铖听到消息，幸灾乐祸，洋洋自夸，他得意地对宾客说：“我坐而运筹，就能杀人于千里之外。”其实阮大铖的目的主要是逞能，并制造紧张空气，让周围的人惧怕他，他实际并未参与此事，但给人造成的印象却是：“魏阉之恶，大铖实导之。”
很快，阮大铖又被召回京城，授任太常少卿。从此侍奉魏公公更加恭顺了，但他感觉阉党如此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，早晚要垮台，因此也留了个心眼，每次前往魏府拜见，告辞离开时总是偷偷塞给守门人一把银两，恳求把自己递交的名片收回来。
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，过了几个月，就又弃官跑回了家。
天启七年（1627）八月，年仅二十三岁的木匠皇帝朱由校驾崩，他的弟弟朱由检登上皇位，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人妖魏忠贤。
阮大铖明白，九千岁魏公公算是玩完了，但他不能确定的是，被阉党摧残得七零八落的东林党人还能不能东山再起，于是他连夜写了两封奏疏，一封独攻魏忠贤阉党，一封并攻东林和阉党。
他把两封奏疏用锦盒封起来，命人快马加鞭交给在京城任职的好朋友杨维垣，并再三嘱托杨维垣分析时局，根据形势的发展判断上交那封奏疏对自己更有利。
阮大铖自认为上了双保险，左右逢源，万无一失。可好朋友杨维垣根本不理解阮大铖的心思，他讨厌东林党人，于是就把跟自己观点一致的第二封奏疏《七年合算疏》呈了上去。
这封奏疏的观点是：木匠皇帝朱由校在位七年，天启四年以前，扰乱朝政的是结党营私的东林党，天启四年以后，祸国殃民的是权阉魏忠贤，。
杨维垣可谓是标准的“损友”。
结果自然是朝野舆论大哗。正兴奋地等待朝廷起用的东林党人恨透了阮大铖，认为他是比铁杆的阉党分子还要阴险的敌人。
这就是东林党人对阮大铖念念不忘，十几年来一直穷追猛打的根本原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