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大西皇帝张献忠身上，我似乎明白了萨达姆，卡扎菲等人，在日理万机的同时，为什么还那样热衷于舞文弄墨，著书立说。
据说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倒台前，已经写出五部长篇小说《卡比拉和国王》，《不可攻陷的城堡》，《男人与城市》，《从这里消失，诅咒者》，《伟大的觉醒》，而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在中国还出版过一部厚厚的《卡扎菲小说选》呢。
张献忠的圣谕碑在后世赫赫有名，因为有人在圣谕碑上，添加了七个“杀”字，这就是民间或野史中盛传的“七杀碑”，至今读来，仍感寒光闪闪，杀气腾腾。碑文如下：
“天以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！”
为了给天下读书人树立个样板，张献忠亲自动手作了一篇万言策（大概是口述），历评古今帝王，认为一生崇尚武力的西楚霸王项羽应排名第一。
这个评点充分暴露了张献忠的人生信仰惟有暴力，能够征服一切。他下令将这篇论文颁布全国，让四川的莘莘学子们都认认真真揣摩学习。
崇祯十七年冬天（1644），也就是大西国大顺元年的这次科举考试，参加考试的读书人空前踊跃，因为不按时参加考试，本人就要被处死，妻儿为奴，邻居连坐。
虽说大西国统辖的地盘还不到一个省，但张献忠组织的考试却分为院试（考秀才），乡试（考举人），会试（考进士）三级，选拔出秀才若干，举人八十名，进士五十名。
因考区局限，会试的状元，榜眼，探花（三甲）竟然同出在一个州，许多文笔不通，漏洞百出的试卷也居然得了高分。
对于录取的进士，由吏部授予官职，其他考生（包括落榜的）也不允许回家，连同家眷都搬来成都居住，否则，格杀勿论。
对于读书人，张献忠既想争取，利用，又格外控制，防范，他认为读书人是社会上最危险的动乱因子，他们最容易在民间造谣生事。
望着诚惶诚恐前来谢恩的进士，举人，张献忠感觉并没有得到多少具备真才实学的饱学之士，于是，第二天春天，他决定重启考试程序，举办大西国第二次科举考试。
这一次大喜过望，张献忠竟收获了一位相貌堂堂，文武兼备，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青年才俊，可很快，张献忠就做出一件匪夷所思的荒唐之事。
